酒驾定罪标准亟待进一步明确

2015年,山西吕梁孝义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副主任王震私用公车,醉驾撞死2名矿工之子后逃逸,事后投案,称不知自己撞了人。之后,吕梁市检察院指控其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吕梁市中级法院审理后,认定该罪名不成立,仅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王震有期徒刑5年。4月10日,吕梁市检察院向山西省高院提起抗诉。同日,2名孩子的父母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诉状,要求改判。(4月12日红星新闻)

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驾车,严重威胁到他人和自身的生命安全,甚至将危及公共安全。目前,现行法律以驾驶者血液酒精含量的标准制定了双重惩罚标准,酒精含量达到20mg/100ml但不足80mg/100ml的,属于饮酒驾驶,涉及行政处罚;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80mg/100ml的,属于醉酒驾驶,涉及刑罚。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的“构成其他犯罪”,主要就是指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三种罪名在量刑上存在较大差异,危险驾驶罪顶多判处1年拘役。交通肇事罪只有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才能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的即便产生了再大损害也只能定3到7年有期徒刑。而若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即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将定3到7年有期徒刑,若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则将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遗憾的是,对于三种罪名的区别,立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中均并未明确。最高法曾在2009年制定过《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表述也较为模糊:“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明确司法标准的缺失不仅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便,也直接导致了每每遇到相关案件,司法者无论如何做出裁判,将或将招致某一方乃至社会公众及舆论的质疑,正如,此案中一审法院与检察院也在法律适用上产生了较大分歧。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仅在酒驾者“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时,才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使交通肇事罪沦为了酒驾者减轻刑罚的挡箭牌。

客观上讲,每个人对于酒精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显然不能去检测酒驾者的 “酒量”,来判断酒驾者因饮酒而失控的控制能力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而需要从酒驾者的其他行为中去倒推。而其中最为重要标准则是酒驾者是否存在其他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通常情况下,一个能够控制自身行为的正常人显然不会去严重违反交通安全法,但若是酒驾者在整体驾驶过程中,存在多次闯红灯、严重超速、逆行、逃逸后再肇事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则无论其酒量含量是否构成醉驾,均应当在法律上推定其已经无法控制自身的行为,并让公共安全处于了危险状态。如此才符合法律严惩酒驾的初衷。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就是赋予司法者更为直接、明确的裁判依据与标准。有权机关有必要对于酒驾的定罪标准进一步厘清,并以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下来,不仅为司法者提供裁判尺度,让他们更有能力以最接近法律原意的方式去裁判,同时,更能减少人们对相关司法案件的质疑,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By soonr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