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情感替代了法律——也谈“辱母伤人案”

山东青年于某将侮辱其母的讨债人刺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近日,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于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

法院的这一判决结果立刻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人们普遍质疑判决的公正性。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在内的大多数网民认为,在讨债人对其母子实施拘禁、殴打、侮辱的情况下,于某出于自卫刀刺讨债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这一观点似有不妥。

毋庸置疑,一审判决存在着错误,但这个错误并非是非之错,而是轻重之错。其错仅在于没有认定于某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也没有充分考虑被害人的过错,从而导致了量刑畸重。

于某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

一审判决认为:于某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于某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某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

这一认识在事实与法律上均有失偏颇。

杜某等人当时对于某母子做了什么?该判决援引的证人刘某某证实:杜某面对着于母脱下了裤子;证人马某某证实:讨债人辱骂、殴打了于某母子;证人张某平证实:被害人杜某面对着于母脱下裤子,露出生殖器。

证人张某证实:杜某拿于某的鞋捂于母的脸;证人么某某证实:杜某面对着于母脱了裤子,……我们把于某摁在了沙发上;证人张某森证实:杜某搧了于某一巴掌,并脱了裤子,用阴茎对着于母。值得说明的是,这三个证人是与各被害人一同前往讨债之人。

伤情鉴定结论:于某左项部可见一横向表皮剥脱,左肩部可见多出皮下出血。

至此,完全可以认定:被害人对于某母子实施了拘禁、殴打、强制侮辱的行为。不仅拘禁行为一直在持续中,从被害人郭某某“我们让于某坐沙发上,他不坐,他走到办公桌南边那里去了,我们几个也跟了过去”的陈述和证人刘某某“那伙要账的人围着于某,有人拿椅子朝于某杵,于某一直往后往南退,退到一个桌子跟前,我发现于某手里多了一个水果刀朝围着他的那几个人挥舞”的证言中,还可以看出,于某是在各被害人及其余讨债人围住、逼近自己且有人拿椅子杵自己的情况下动的刀子。显然,被害人不仅对于某母子实施了不法侵害,并且该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中,此时于某用刀捅刺被害人毫无疑问具有防卫的性质。

于某的行为系防卫过当

虽然各被害人对于某母子实施了不法侵害,但他们的行为仅限于搧巴掌和拿椅子杵,于某持刀捅死捅伤被害人,显然超出了必要的限度,构成防卫过当。

有人认为,于某实施的是无限防卫,依法不应负刑事责任。这种认识显然脱离了本案的事实。刑法规定的无限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可见,无限防卫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这一起因条件。本案中无论是“非法拘禁”还是“搧巴掌”、“用椅子杵”,显然都没有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于某无权进行无限防卫,其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行为造成了不法侵害人的伤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一审判决量刑畸重

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一审判决没有认定防卫过当,也因此没有对于某做减轻处罚,导致了量刑畸重。

退一步讲,即使不认定防卫过当,一审判决也同样存在量刑过重的问题。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可见,与故意杀人罪不同,故意伤害罪的量刑顺序是从轻到重,对犯故意伤害罪者,除非手段特别残忍或致死多人,司法实践中一般都不会判处死刑。对于本案来说,不考虑其他任何从宽情节,正常的量刑也就是无期徒刑。但是,本案中客观地存在着被害人过错,并且是严重过错的问题。山东省高级法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规定:“被害人有过错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的,综合考虑被害人过错程度、犯罪性质和后果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据此,即使不认定防卫性质,基于被害人的过错,本案也应该在十至十五年有期刑的幅度内科刑。

如果认定于某的行为属防卫过当,则应该做减轻处罚,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幅度内科刑。

无论如何,一审判决在量刑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当。

人们在质疑一审判决的同时,还指责出警民警的不作为。这一指责不无道理。

出警的民警已经目睹了讨债人封堵于母公司的大门,在公司门前抱厦台上烧水(据说按照当地的习俗这是出殡中才有的举动)、烧烤、饮酒,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已经目睹了讨债人将于某母子围堵在办公室内;也应该听到了于某母子及相关证人讲述讨债人拘禁、殴打、强制侮辱的过程;应该意识到讨债人的行为已经违法甚或犯罪;应该意识到如果讨债人的行为继续下去可能会危及于某母子的人身安全。讨债人的行为至少已经触犯了治安处罚法,出警民警至少应该阻止他们强行讨债,至少应该要求他们撤出公司,至少应该强制他们中止拘禁,至少应该对他们的拘禁、殴打和强行侮辱行为做出治安处罚。但事实是,他们没有这样去做,他们只是留下一句“要账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说”。他们没有切实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确实构成了不作为。

其实,人们在质疑本案的裁判结果缺少公平公正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司法不公正背后的原因。

如前所述,一审判决中援引的证据已经很充分地证明了被害人对于某母子实施了非法拘禁、强制侮辱、殴打等不法侵害行为。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表述为“杜某等人限制该公司老板苏某及其子于某的人身自由并辱骂二人”?为什么一审判决书中同样只是轻描淡写地表述为“并对二人有侮辱言行”?为什么在明显存在前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还认为“于某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

基于对事实和法律认识的局限,做出不当的侦查、起诉和判决,似乎也在所难免,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对这种专业技术层面的缺陷能够给与一定的宽容和谅解。但如果是基于某种利益的驱使明知错误而故意为之,那就是工作作风及职业操守的问题,就是草菅人命、枉法裁判的问题了。对这样的问题,人们不会姑息。

这个案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去猜测,还是那句话:先求真相,再论是非。

好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介入此案,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得到了社会的如此关注,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谓“以个案推动立法,由民众推动司法公正”。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对我们的法治建设颇有裨益。

客观地讲,聊城中院的一审判决虽然在量刑上存有错误,但在故意伤害罪这一罪名的认定上并没有错。于某防卫过当固然情有可原,但他并非无罪。

谁都有母亲,谁都有情感,面对凌辱自己母亲的加害者,任何一个人都会舍命相迎,誓死反击。善良正义的普通百姓同情于某,斥责讨债人,从情与理的角度,用充满着人情的味道去评价司法裁判的结果,这一切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法律人来说,如果不能着眼于事实和法律,过于感性地对待此案,则可能会偏离法律的轨道,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失公允。

无论如何,法律上的事终究还要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和评价,情感终究不能替代法律。

By 中国律师网 杨照东